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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徽派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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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6-23 18:13:1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徽派文化底蕴丰富,内涵深广,是我国三大区域文化(藏学、敦煌学、徽学)之一,涵盖了哲、经、史、医、科、艺诸多领域。
       黄山市位于皖浙赣三省结合部,群山环抱之中,古代徽州历来有“山深不偏远,地少士商多”之说。每当中原战乱之秋,这里就成了藏龙卧虎之地,它既是乱世的世外桃源,又是治世的人才宝库。古徽州文风昌盛,教育发达,“十家之村,不废诵读”,因此历史上以才入仕、以文垂世者,代不乏人,灿若繁星。《辞海》的单列条目中,徽州名人有50多人,列全国各州府之首。据不完全统计,明清两代中进士542人,举人多达1513人,“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父子宰相”、“四世一品”者并不鲜见。明清时代徽商称雄商界长达二、三百年,有“无徽不成镇”之说。徽商贾而好儒,“官、贾、儒”三位一体,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徽州文化,历史上各种人才应运而生。       安徽的名来自安庆、徽州,徽州在明清曾经有过异常鼎盛的时代。文化和经济,数百年过去后,我们依然可以看到文化的鼎盛,而经济则只剩下残挖断壁让我们感怀那个已经远去的时代。在整个皖南地区,以黄山为中心,散落着大量明清时期遗留下来的古民居群 ,面积之大,保存之完好。较为罕见。  
  这里只发生过一次有破坏力的战乱,太平军曾经打进这一地区,有一些小规模的破坏,至今这些遗迹依然可以看到。      
  每年,大量的美术专业的学生和美术工作者频繁地来到这一地区。同时,大量的文物贩子也长期出没。甚至,当地有人以盗墓为生。我们熟识的一些情景有中国最大的牌坊群,安徽歙县的鲍家牌坊群。以及古黟县的西递、洪村几乎完整保留了古代民居。这些古民居里所透露的文化气息和读书气息是我们久违了的感受。这里曾经大量地出现读书求取仕途,以此报国的潮流。那一时刻,我们会从内心深处厌恶任何暴力和无知以及愚痴。      
  从皖赣线乘坐火车,进入皖南,如果是四月份,漫山遍野的映山红点缀在青山绿水间,你还可以看到徽州建筑中与自然如此融洽的灰瓦白墙的民居特征。      
  每年,这一地区考学出去的皖南籍学生,你细心观察,无论他来自农村还是县城,都可以从他身上读到一份儒香、书香。在歙县,县城中最中心的地方依然是一个状元牌坊。在所有皖南的民居百姓家中,你可以看到粘贴在木墙上的自清代朝廷对这家人的奖励的捷报一直到三好学生的奖状。那一瞬间,你通常无法判断时间是如何从我们的身边流逝的,又是如何甩下一个文化的影子,一留就是几百年。       
  皖南,数百年没有毁灭性的战乱,没有毁灭性的自然灾害。除了地理位置的原因,或许真的应验了当时鼎盛一时的风水学的研究。或者说,人们在自己的文化中种下了与自然和谐共处,竭尽全力地与社会文化相适应而造就了一个小小规模的太平盛世。      
  明清以前,传说最早进入皖南的是唐安史之乱中逃难的一支皇族,原姓李,风水先生认为这是个好地方,于是迁入皖南,为避人耳目,改姓胡。在安徽的绩溪县内胡姓占绝大多数。歙县,汪姓、程姓、鲍姓、方姓居多。黟县,以洪村为中心,洪姓居多。这些姓氏的起源、发展过程,所出人物和重大事件多数被完整地保留、记载下来。也记载了一段鲜活的历史和文化.

      我对于皖南,皖南对于我是个没有来由的缘分,18岁以前,我没有去过那里。直到有一次,父亲住院,我得以认识了一个医学院的学生,他叫张松彬。是个品学兼优兼优的好学生,我住的地方在长江边,离皖南很远。但因为松彬的盛情邀请,我去了皖南,去看望他。住在了他就职的乡卫生院里。   
  那片青山绿水以及深藏的明清时期的文化遗迹震撼了我。十年以后依然无法忘记。       
  除了几乎每年去一趟皖南之外,拍摄一些照片带回来给朋友看看,我还不经意地带一些当地的建筑木雕以及瓷器什么的。和朋友们一起欣赏。甚至,我与朋友们筹划拍一部电视专题片,很多朋友为此都鼓励了我,天津诗人肖沉、王向峰、简宁等等都很欣赏并且支持我把这件事情做下去。在北方生活的这七年里,我曾经和我非常敬重的安徽电视台的史慧女士谈过系统记录皖南的想法,还在天津和冯骥才先生说过这个想法,冯先生说如果不是年岁大了,也会投入很多的热情来做这样的事情。
  正是大家的鼓励,我彻底下决心,写好这个散文系列。     
  我想,我还是应该再多做一些事情,尽管我知道我只是开一个小小的头,甚至,我还想,一定还会有更多的人在做这样的事情,只不过是我的声音比较大而已。那么,我做的事情就轻松了许多。没有什么值得夸口的。
  而是缘份使然,我第一次到皖南,便被深深打动,而不能自拔。在此之前,我去过很多地方,应该是算见过些世面。唯独皖南,整整让我十年不能放下。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1993年,我去了安徽歙县的苏村卫生院,后来反复走访了邻近的几个乡,期间,我几乎大多数时间都潜在老乡家的古宅的楼上,翻阅书籍,过去的手抄本,家庭账目,读书手记,古人的情诗等等。揣测那些从未见过的生活用品,有木制的 、瓷的、铁质的等等。上上下下地读那些老宅的门窗上的木雕、砖雕、石雕、门、窗、床、家具等等。     
  之后,几年之内,再没有去过。直到在天津认识了我的老乡,安徽旌德人士高欢女士,重新有机会再去安徽的皖南,从旌德县开始走访古民居。再次将十年前的那一次文化遭遇重新续上。
  如果我相信人有前生的话,那么,我肯定和皖南有着无法割舍的缘分和情结。或者我曾经是个赴京城赶考的学子,不得志,而最终客死他乡;或者我是个小有功名的书生,以诗画为伴终了一生;或者报国有门,而光宗耀祖;或者仕途不顺,人微言轻,被发配边疆;或者,我曾经终身和青山绿水为伴;或者以读书和爱情打发了一个读书人的一生。       现存徽州文化,是现存中华文化的袖珍缩影。徽州文化的现存,不论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语言学、民俗学、教育学、建筑学、美学、医学、艺术、科技,还是从旅游、经济、贸易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1.现存徽州文化,弘扬着中华文化,又是历史的印证。存在与宣传本身,就是一种弘扬。一部徽州文化史就是一部中华文化史的袖珍本。人们从现存的徽州文化中,足以看到中华文化的特色、风姿和辉煌,看到中华民族的聪明、智慧和力量
       2.现存徽州文化是徽州文化思想渊源分析的基本材料。从现存徽州文化的大量实物和史料中,我们可以分析出,徽州人的信仰、风俗、风尚、生活方式、生产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道德观等都无不渗透着儒家文化为主的中华文化。如从棠樾的七座牌坊,就可以看到徽州人讲忠、孝、节、义的行为气节。古代徽州是消费型的农村,又使我们看到了徽商资本的积累转移去向。”研究明清时期的徽商,可以从一个侧面考察我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史、经济史和文化史。更重要的,徽商所留下的踪迹,还为我们探索我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资本主义萌芽缓慢发展的原因,提供了颇有价值的材料。”
       从现存民居村落和存世家谱、族谱中,可以分析出徽州当时强固的封建宗法制度。从现存的古塔、寺庙、道观中,我们也可以分析释家和道家在此的兴衰和对徽州文化的影响以及在其中所占的地位等。
       3.现存徽州文化是发展现代文化、经济、旅游的现成的极优条件。我们现在的艺术、医疗、教育、建筑、民俗、语言等,都无不继承和发扬或”拿来”了徽州古文化的东西。徽商的开放意识和积极进取的创业精神,正成为我们当今发展经济的推动力。在旅游方面,现在的徽州文化正在创造着良好的效益,几乎所有的景点都充分利用了徽州文化的现成条件。如果没有徽州文化的现存,黄山就只能是”世界自然遗产”而不能同时戴上”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两顶桂冠。屯溪老街这条被誉为”活动着的《清明上河图》”、”宋城”的古代商业街,集中体现了徽派宋元明清的建筑风格和建筑艺术,同时也正成为徽州书画和文房四宝等的展示、交易中心,也越来越受海内外人士的关注和喜爱。黟县古民居群、歙县历史文化名城、棠樾牌坊群、潜口民宅博物馆、唐模水街与水口、花山谜窟以及齐云山等正成为黄山以外的旅游热点,与黄山旅游互为补充,形成众星拱月之势。新安书画交流、徽剧表演、民俗表演、徽州修学、文物展览等也不断充实着旅游的内容,令各方来宾大饱眼福。徽菜,来自自然,为绿色食品,是人们旅途中美容健体的美味佳肴,受到普遍欢迎。新安医学也正在向旅游保健渗透,逐步显示出它的魅力。
       毋庸质疑,现存徽州文化必将在黄山市乃至更广的范围内显示出其重要的价值。我们应在保护重视的前提下,搞好开发利用,让现存的徽州文化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更加流光溢彩。        现存徽州文化,是现存中华文化的袖珍缩影。徽州文化的现存,不论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语言学、民俗学、教育学、建筑学、美学、医学、艺术、科技,还是从旅游、经济、贸易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1.现存徽州文化,弘扬着中华文化,又是历史的印证。存在与宣传本身,就是一种弘扬。一部徽州文化史就是一部中华文化史的袖珍本。人们从现存的徽州文化中,足以看到中华文化的特色、风姿和辉煌,看到中华民族的聪明、智慧和力量
       2.现存徽州文化是徽州文化思想渊源分析的基本材料。从现存徽州文化的大量实物和史料中,我们可以分析出,徽州人的信仰、风俗、风尚、生活方式、生产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道德观等都无不渗透着儒家文化为主的中华文化。如从棠樾的七座牌坊,就可以看到徽州人讲忠、孝、节、义的行为气节。古代徽州是消费型的农村,又使我们看到了徽商资本的积累转移去向。”研究明清时期的徽商,可以从一个侧面考察我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史、经济史和文化史。更重要的,徽商所留下的踪迹,还为我们探索我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资本主义萌芽缓慢发展的原因,提供了颇有价值的材料。”
       从现存民居村落和存世家谱、族谱中,可以分析出徽州当时强固的封建宗法制度。从现存的古塔、寺庙、道观中,我们也可以分析释家和道家在此的兴衰和对徽州文化的影响以及在其中所占的地位等。
       3.现存徽州文化是发展现代文化、经济、旅游的现成的极优条件。我们现在的艺术、医疗、教育、建筑、民俗、语言等,都无不继承和发扬或”拿来”了徽州古文化的东西。徽商的开放意识和积极进取的创业精神,正成为我们当今发展经济的推动力。在旅游方面,现在的徽州文化正在创造着良好的效益,几乎所有的景点都充分利用了徽州文化的现成条件。如果没有徽州文化的现存,黄山就只能是”世界自然遗产”而不能同时戴上”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两顶桂冠。屯溪老街这条被誉为”活动着的《清明上河图》”、”宋城”的古代商业街,集中体现了徽派宋元明清的建筑风格和建筑艺术,同时也正成为徽州书画和文房四宝等的展示、交易中心,也越来越受海内外人士的关注和喜爱。黟县古民居群、歙县历史文化名城、棠樾牌坊群、潜口民宅博物馆、唐模水街与水口、花山谜窟以及齐云山等正成为黄山以外的旅游热点,与黄山旅游互为补充,形成众星拱月之势。新安书画交流、徽剧表演、民俗表演、徽州修学、文物展览等也不断充实着旅游的内容,令各方来宾大饱眼福。徽菜,来自自然,为绿色食品,是人们旅途中美容健体的美味佳肴,受到普遍欢迎。新安医学也正在向旅游保健渗透,逐步显示出它的魅力。
       毋庸质疑,现存徽州文化必将在黄山市乃至更广的范围内显示出其重要的价值。我们应在保护重视的前提下,搞好开发利用,让现存的徽州文化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更加流光溢彩。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部落”的徽州,昔时下辖有黟、歙、休宁、婺源、祁门、绩溪六县,因其历史悠久,故此显得古味盎然,就连其地名的取定也都透现出厚重浓烈的历史文化意蕴。
       从历史沿革角度看,徽州故地是置县居前,设郡(或州或府)在后,所以在此就先说六县的地名由来。黟县创设于秦始皇统治时期,它的得名与黄山有关,因黄山的花岗岩山体苍黛黝黑,故秦代前后人们称作黝山,始皇置县于其南,故名黝县。三国孙吴当政时将黝易作黟,于是黝山就成了黟山 [注:直到唐天宝六年即公元747年,崇信道教的唐玄宗下诏改黟山为黄山才退隐其名]。同样始置于秦始皇时代的歙县之取名则跟秀水相牵连。它出自“翕”,意为水流汇合,在今歙县雄村境内渐江(新安江)与练江汇合处有古地名曰歙浦,秦始皇于此地界置县,故名歙县。休宁县缘于县城附近的灵鸟山之名,该山原曾名鸺山(今名凤凰山),公元208年孙吴政权曾于其南置县,称为鸺阳县,未久即简化成休阳县;后到公元598年,隋文帝把它改称休宁县。婺源县的取名同水系有缘,该县境内流淌着一条谓称婺江的河流,据《婺源县志》载云:“以婺州水之源,因名。”,婺源由此得名。祁门县则因由当地的两处地方而来,据《续文献通考》载云:“以其县东北有祁山、西南有阊门,乃合名祁门。”“祁门”由此而来。绩溪县的得名则与河流脱不了干系。据《元和县志》载云:其县境内“北有乳溪与徽溪相去一里并流,离而复合,有如绩焉。”
     至于“徽州”,据《宋书•地理志》载:“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改歙州为徽州。” 古往今来其地名来源众说纷纭。其中因地理因素与词义因素而取名者就各有两种:
     地理因素方面,其一缘于山水之名,其二缘于地方之名,这些均与上述六县地名由来或近或同。“山水之名说”因在绩溪县境内有徽岭与徽溪,故得名徽州,自南宋罗愿《新安志》始载起,后世元、明、清的历代志书都沿用这一传统说法,如清弘历(乾隆帝)《徽州府志》云:“盖郡境存徽岭、徽溪,扬之水出焉,说者以为取诸此”;“地方之名说”因在绩溪县境内另有“大徽村”,徽州由此取得,《太平广记》及《徽州府志》里就持存有此说法。
   词义因素方面,也有两种解释:其一,“徽”字含有“绳索、捆绑、囚禁、束系、约束”等意思。其二,“徽”字还有美好之意。对于前一种解释,汉朝杨雄在《解嘲》中有云:“徽以纠纆,制以斧锧”。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释曰:徽,“纠绳也”。徽绳意同徽索,指捆绑囚犯的绳索。所以南朝时期的梁朝统治者叫嚣对宣扬“神灭论”的范缜其人宜“置之徽纆,肃正国典。”其中徽纆同为绳索,所区别者在于两股盘成之绳索称纆,而三股绞成之绳索叫“徽”。有趣的是,在宋朝,规定歙州进贡朝廷的物品,仅是白苎和澄心堂纸。那白苎正是用以结绳的原料。历史上竟然也有这样的巧合。当然,徽字还可作动词用。唐代刘良曾经注解说:“徽,系也”,就是捆绑的意思。北宋统治者改用徽字作州名,实际上与当时发生的一桩重大历史事件有关,那是北宋宣和二年十月,歙籍人方腊在毗邻歙州的睦州建德军青溪村聚众起义,十二月,他率领起义军攻陷歙州。未久连战攻略东南六州五十二县。赵宋王朝急遣童贯统领禁军及秦晋蕃汉兵十五万围击镇压,历时一年,“杀贼八千”,到翌年四月平息了战乱。五月,朝廷诏令改歙州为徽州,同时将睦州建德军改为严州遂安军。这一举措意思很明显,它是朝廷对策动农民起义之地人们实行牢牢束缚和严加管制的体制,透现出宋徽宗及其臣僚们对方腊起义者们畏惧且心存余悸的心态。由此可见,徽州因其取名,历史依据之可信性更强。对于后一种解释,清弘历《徽州府志》记载:“或云:徽,美也,故以为名。”虽然有人认为这样解释未免牵强,理由在于改名时正值战乱初平,统治者惊魂甫定,在宋徽宗及其臣僚们看来,似此出现方腊之辈的“首恶之地”,何美之有?然而,倘若从积极良善的方面来看,人们倒是宁可更愿意把“徽”字释作美好,因为徽州此地毕竟山辉川媚,南朝梁武帝称赞“新安大好山水”,南宋思想文化界巨擘朱熹曾题“新安大好河山”六字,而明代大戏曲家汤显祖赋诗写到:“欲识金银气,多从黄白游;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难道这些不都正是有力的佐证根据么?       据有关专家的初步考证,古徽州到三国时候,在这块土地上栖息的居民已有六个方面的来源。第一部分是早在秦以前就生息在这里的土著居民,禹以前属三苗族,禹以后属左越族;第二部分是秦始皇时徙入的“大越徙民”;第三部分是秦末吴芮部将所率后来滞留徽州的“百粤之兵”以及汉将陈婴拥兵渐地滞留于徽的汉兵,第四部分是春秋战国、楚汉相争、中原战乱,举家迁徽的北方居民,如方弘家族由河南迁歙东,汪文和家族安家于歙等等;第五部分是为逃避赋役陆续流徙来徽州的中原居民;第六部分是留恋徽州大好山水,官于此遂家于此,或游历至此而居此,像西汉新安太守舒许等等。这些古徽居民,既有本地原始土著山民,又有北宋的汉族、南边的闽粤人;既有功封迁居的公侯太守,也有逃亡流落的平民百姓。汉越二族互相交融,富人中有汉越统治者,穷人中有汉越劳动人民。在历史上人们所称的“徽州山越人”,实际上是指:主要由当地土著、北迁南移的汉族闽粤越族农民组成的以武力反抗地主贵族和统治阶级的山寨集团。当时歙县金奇和毛甘屯驻安勒山和乌聊山,就是其代表。
       经过三国时候的吴国“贺齐讨黟歙”、诸葛恪“讨平山越”,随着封建政权治理的加强,徽地居民“依山阻险,不纳王租”的情况逐渐改变,汉越融合同化进一步加强。因历次战乱等原因由中原等地大量徙入的士族官宦百姓,不仅带来了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而且带来了儒学文化。先后徙入徽州的程、汪、方等诸多族姓士民,在徽地聚族而居,蔚然而成“一姓也而千丁聚居,一杯也而千年永守,一世系也而千派莫紊”的宗族社会,实行极为严格的佃仆制,宗族内“辨别上中下等甚严”。所役属佃仆世代为仆,即使这种佃仆富有的和做了小官的,身份仍然是仆,和主的门第有别,不可通婚。宗族内的富人和穷人则有血缘之温情脉脉的面纱维系,“值岁时吉凶大事,不论贵贱贫富,集众子孙”同在宗祠备牲醴祭祀,谱系昭穆,凛然有秩。而族内为仆者则“数世不更其名,一投门下,终身听役,即生子女,一任主为婚配”。有专家考证,徽州佃仆制的劳役婚“赘婿”,有的长达22年,在中外赘婿劳役婚资料中,期限之长亦属罕见。
       徽州群山阻隔,早先山民保捍尚武,刀耕山伐,被称为“蛮越”,据记载汉建武(公元30年)时太守李忠即针对“丹阳越俗不好学”,开始兴学校进行教化,习礼容,传嫁娶礼义之仪,三国吴太子鸿也曾教民习文,加上移民的大徙入,此后俗益向文雅。宋代程朱集理学之大成,完成了中华民族文化史上的一次历史性的理性超越。程朱桑梓的徽州人,儒风独茂,为士者多明义理,士大夫多尚高行奇节,在朝在外,多所建树,自唐宋以来,卓行炳文,代不乏人,宋兴则名臣辈出,多为御史谏官,不少名臣,刚直清廉,处魏阙则忧其民,在江湖则忧其君。
       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特定的时代,又在徽州这块土地上造就了一代儒商的徽商,他们不甘穷困,开拓进取,贾而好儒,创造了徽州物质和文化的历史辉煌。
       总之,走过了“山越”、“新安”、“徽州”几个历史时代的徽州人,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勤劳勇敢,聪明智慧,我们民族的各种美好品德和文化特性,在徽州人身上都有生动的、富有特色的体现。
       徽州人尚儒崇文,居家为俭啬而务蓄积,勤俭甲天下。农耕节用资源,养鸡产卵,天人合一,保护生态。经商以义为利,诚信无欺,重人文理性追求。做工讲精益求精,善发明创造,以质取胜。
       徽州人重土著,进退出处讲叶落归根。置身社会乐善好施、济困扶危,人际交往忠诚宽厚,克己待人。自身修养讲吃亏是福,退一步想,知足常乐,不为己甚,以耕读为本,甘恬退,敦愿让,居易以位命。
       徽州人惯于在入世中出世,既力求为社会效力,又淡泊名利,甘于寒素,善忍饥耐寒做“徽骆驼”。徽州人有山越先民遗存的质朴,东晋移民残存的隐逸和耕读心态,南宋移民留传的艺术情趣生活追求,有玄学影响的善于思考、理学熏陶的集纳精神,也有朴学训练的严谨科学精神。乡谚所谓“黟县蛤蟆歙县狗、祁门猴狲翻跟斗,休宁蛇、婺源龙,一犁到磅绩溪牛”就是真实的写照。
       新安绘画
  新安绘画源元流长。“新安画派”的奠基者是明代休宁人丁瓒、丁云鹏父子及歙人李流芳等。明末休宁画家程嘉遂、李永昌等崇尚倪瓒,枯笔皴擦,简而深厚,开始形成“新安画派”之风格。但真正形成“新安画派”并在中国画坛独放异彩,则是以明末清初“海阳四家”(江韬、查士标、孙逸、汪之瑞)的出现为标志。这些出生于黄山脚下处于改朝换代之际的遗民画家,深怀苍凉孤傲之情,主张师法自然,寄情山水,绘画风格趋于枯淡、幽冷,体现出超尘拔俗和凛若冰霜的气质。“新安画派”的领袖是江韬(法名弘仁,别号渐江、梅花古衲)。自明万历至清乾隆间,“新安画派”画家有70余人。现代后继者中名声最大的首推黄宾虹大师。
       天都画派:指明代后期存在于黄山周围的一个画家群。这一群体成员都是黄山附近休宁和歙县两地人,并且都是以黄山为主要图写对象,画风趋近元代画家倪云林。“天都画派”名称的首倡者为清初画家龚贤。
       黄山画派:是指清朝初年扎根黄山,潜心体味黄山真景,描绘黄山神妙绝伦的境象,在山水画史上独辟蹊径,勇于创新的一个不同籍贯的山水画家群。“黄山画派”作为一个专有名称提出的年代较晚,由现代画家黄宾虹、潘天寿、贺天健等人归纳而成。公认的黄山画派的代表人物为渐江、梅清、石涛,除此以外,还有如程鸣、释弘智、僧雪庄、释半山、法若真等一批左右成就的画家。黄山画派成员所属范围和时限都比新安画派和天都画派宽泛,黄山画派之得名士因为这一画家群皆以黄山为绘画主题,且形成独特的风格。而画家本人不一定是黄山人或天都人、新安人。近、现代很多著名的画家如黄宾虹、张大千、汪采白、刘海粟、赖少其等诸人,均可归入这一流派。
       海阳四家:指的是明末清初渐江、查士标、孙逸、汪之瑞四画家。其中后三人为休宁人,渐江也与休宁关系密切,所以后人就以休宁的别名“海阳"来统称这四位新安画派绘画大师。       徽州在唐代就有“足球场”
       “蹴鞠”运动场。这一发现为研究中国体育历史提供了又一重要史料。
       据介绍,徽州文书 《武陵吴氏重修宗谱·武陵基址图》将一块与寝庙建筑相对应的空地标注为 “球场”字样,在整幅版画插图中十分醒目。武陵在今黄山市祁门县,属古徽州一府六县范围。“基址”即村落阳址,又称“舆地图”。
       武陵建村在唐代中后期,《武陵基址图》中,球场是与寝庙一同规划的场地,而《武陵吴氏重修宗谱·武陵基址图》出版在清代光绪年间,因此可以推定,从唐代到清末,这个球场就是村里非常重要的体育设施。       从祠祭和乡约看明代徽州村镇的公共事务管理
       社会生活的庞大和构成元素的复杂决定了公共事务的管理是一个永恒的话题。这方面,明代徽州村镇的管理模式具有经典借鉴意义。
       徽州村落大多是聚族而居,一个村落往往就是一个家族。其公共事务的管理相对就比较容易和单纯,只要凭借封建宗法制度当中族规一类的东西就足以应付裕如了。但对于五方杂处的市镇而言,光凭宗族势力不仅不足以统筹管理,甚至会酿成宗族之间的矛盾冲突。所以必须采取更加有效的手段来应付处理相关事务,以期统一人们的思想,规范大家的行为,化解居民的矛盾。  
       以现在的黄山市徽州区区府所在地岩寺为例,这里区位优越、交通便捷、经济富庶、人文鼎盛,历为皖南重镇。早在明代嘉、隆之际,就成为“居六邑之都会,为九达之通逵,鳞次万家,规方十里,阀阅蝉联,百昌辐辏”的繁华之地了。地虽宏丽,物虽繁盛,但岩寺既非县治,更非府治,偌大地方,公共事务如何处理,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极大兴趣。撇开封建社会具有普遍意义的基层组织管理模式(如里正、都图、保甲之类)不谈,其祠祭和乡约就很有特色。
       这些,在清初学者佘华瑞的《岩镇志草》中有着生动而具体的描绘。
       一、 关于祠祭
       佘华瑞在《志草发凡》中指出:“徽郡祠祭为重,百世不忘其本,知尊祖也。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族姓蕃衍,必有宗祀以统一之,上治祖祢,下治子孙,风教之所关也。王制百家置社,重农贵谷之义。或群姓所祝嘏,或聚族而明礼。春祈秋报之时,觥筹交错,以联邻里族党之欢,亦犹行古之道也。故悉数其祠宇而纪之。” 但岩寺在徽州村镇中自有其相对特殊之处,就是五方杂处,外来人口较多,据《歙县志》记载就有外来姓氏20余个,故《岩镇志草》载各族宗祠亦达20余处,这还不包括其它具有相关功能的里社坛宇之类。
       这里着重要提到的,是另一种合镇公祭之祠宇建置,即祭祀政声卓异的地方行政长官的遗爱祠,祭祀宦绩突出的本地先达的名宦祠,祭祀隐居不仕,学术有成者的逸民祠和祭祀急公好义,功在桑梓的义士祠。建祠之县示帖文、府示帖文及条约礼仪、陈设祭法、祝文纪事都有比较完备的记载叙述,使我们能够想见其昔日的盛典和辉煌。
       建祠的目的,在《志草发凡》里同样说明很清楚:“祭法云:捍大患、御大灾则祀之,明有功也,俎豆以云报也。又曰:法施于民则祀之,崇有德也,馨香以致敬也。生为人望,没祭于社,天理之当然,人心所同然矣。纪诸祠,所以发好德之诚,而立功德之典也。高山之景行有足赖焉。”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树立典型和榜样,让后人追思缅怀,学习仿效,以收陶冶教化之功。
       二、 关于乡约
       道德的作用在于感化人,但纪律的约束同样不可忽视。所以与祠祭相辅相成的还有乡约。
        乡约不是徽州人的独家发明。历史上最有名的乡约称为“蓝田乡约”,系北宋吕大钧兄弟在家乡蓝田(今属陕西)制订,规定同约人要“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朱熹曾加以修订,称《增损吕氏乡约》。后世仿效者甚多,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徽州的乡贤能够很好地借鉴中国传统文化中基层社会的管理方法,为我所用,务求实效,而且留传至今,就很值得研究。
      《岩镇志草》有多处言及乡约的管理模式,还保留下来部分珍贵的有关乡约的原始文字资料:
       在人物传记中,写到岩寺历史上最著名的人物之一郑佐时,就特别提到郑佐致仕归里后 “尝仿蓝田吕氏之约,>以束一乡,而首端士习,每月定期讲论于南山之阳。喜有庆,哀有吊,业有会,彬彬然礼义相先。躬率乡之贤者,大兴修筑,以固里居,皆不朽之业也。”郑佐系明正德甲戍(1514年)进士,官至贵州左参政。他在岩寺村镇规划和建设史上所起的>作用是划时代的。时至今日,文峰塔和凤山台仍是古徽新城的标志性建筑。郑佐当年登高一呼,而应者云集,固然有其身份地位等因素的影响,但在把个人意志转化为合镇公愿的过程中,乡约的作用、制度的威力,是不容小觑的。例如,在《题造水口台塔疏语》中,郑佐写道: 岩寺镇上人家,原是十分胜地。科第坊边水口,独少一座高山。从来泄处宜收,谁道化工莫补。不难着力,要  在齐心。凤台九仞截云横,成工赖众;雁塔七层标日上,  好事由人。西配上荫山,东屹中流柱。两街人杰,应俱愿  下手益高;一镇地灵,须凭仗前人作计。财需有限,福力无边。疏语是旧时僧道拜忏时所焚化的对神祝告的文字。表面看来,是在拜神,而实质上,是在劝人。这一点在其《水口塔上魁星告文》中也有类似的体现:世多有塔,事佛宗虚。我因其制,不本其初。奉此文  星,题名是於。惟镇水口,稍不完密。众欲障之,非由强率。劳实因心,成非不日。有台如砚,有峰如笔。七级巍巍,文星之室。惟神是居,光芒丽天。旋枢斡斗,人文是宣。五星聚之,三台是联。昔闻雁塔,今见鸿渐。有万斯名,托兹石检。其镌惟贤,祈无神忝。神其主之,我事非谄。
       实际上,在其它公益性建筑的碑铭纪事中,也多有这类倡导、规范公共事务的乡规民约的影子。限于篇幅,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
      乡约的作用除了“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还须“患难相恤”。换言之,它不仅具有风俗、礼仪、道德方面的教化之功,以及公益事业的倡兴之利,还有对突发事件的应对之效。这里不妨引用两则岩镇居民抗灾防盗、备倭御寇的史料以窥一斑。一则是郑佐作于嘉靖甲辰(1540年)的《岩镇乡约叙》: 维我岩镇,居当冲要,道远郡城。官府之法,尝三令而五申;里社之条,亦并行而兼举。夫何今者,天时亢旱,人心忧危,奸党乘机,邪谋窃发。假称借贷,敢拥众于孤村;倚恃强梁,辄  臂于单弱。白昼公行而无忌,昏夜不言而可知。宜预为桑土之谋,庶可免剥肤之患。是以众谋佥同,群策毕举。一镇分为十八管,有纪有纲;每管各集数十人,一心一德。毋小勇而大怯,毋有初而鲜终。毋生事而败盟,毋见利而忘义。理直气壮,强暴知所警而潜消;力协心孚,良善有所恃而无恐。庶患难相恤之义复敦,而仁厚相成之俗益振。所有议约,悉为条开。
       一则是方元祯作于嘉靖乙卯(1555年)的《题岩镇备倭乡约》:《书》贵有备,《易》示豫防。待暴客必在重门,戒不虞尤须除器。惟我岩镇,远郡城虽二舍余;顾此居民,视他村奚啻万灶即今倭寇,势甚陆梁。零落孤踪,辄奔溃而四出;偷生余孽,益草窃而蔓延。况我久有先声,顾御渠容无善策。爰集里众,重订新盟。规约模仿,甲辰荒岁御寇之条;事款益损,大参双溪郑公之旧。固严闸栅,庶缓急守卫有基;推举骁勇,俾临事当关足恃。用告十八管首领,相率上下街吾人。请合志而同心,各效谋而宣力。庶几人和愈于地利,奚啻五里之城;所谓讲武正以销兵,大倡万夫之敌。因而潜消腹中奸宄,抑且深助官府科条。有益良多,为利甚大。欲保家室,勿谓此举为迂;斯乐升平,尚亦施由兹始。
       从中我们不难看到,在地方政府鞭长莫及的某些领域,村镇居民是如何自我管理、自我规范、自我约束,以求生存和发展的。
       今天,我们的社会发展正处于重要的转型期,相当多的农民开始逐渐摆脱土地和户籍的限制而涌向城镇,企业职工、公职人员也由计划经济时代的“单位人”向“社区人”、“社会人”过渡。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探索社会基层组织当中公共事务的管理模式,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传统文化中的合理内核,仍然值得我们研究探讨,创新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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